离婚损害赔偿制度
《婚姻法》第46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导致离婚，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1）重婚的；（2）有配偶而与他人同居的；（ 3）实施家庭暴力的；（4）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即“赔偿”原则。从我国近几年我国的婚姻家庭关系的现状看，“包二奶”、“婚外恋”现象日益严重，家庭暴力呈上升趋势。据中华妇女联合会统计，我国每年有40多万个家庭解体，离婚告诉案件中有30% 以上与家庭暴力有关，乡村地区更为严重，还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夫妻一方与他人同居或重婚而导致离婚，但是在离婚过程中，受到伤害的一方，除了在精神上和肉体上受到极大的伤害外，在物质上由于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基本上得不到赔偿。无过错离婚的当事人，面对一方的违法侵权行为，却得不到救济。所以《婚姻法》确立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在新形势下保护离婚当事人合法权益的需要，是保障离婚自由的需要，它不但使无过错方获得物质赔偿，还可获得精神赔偿。但这一制度的施行会遇到以下一些不易解决的障碍：一是无过错当事人请求离婚损害赔偿举证难索赔难。比如“有配偶而与他人同居而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有权请求他人赔偿，但何谓“与他人同居”？何谓“家庭暴力”？“家庭成员”的范围包括哪些人？至今世界上对此问题还没有明确统一的标准予以界定，实践中也很难操作。同居行为一般具有极强的隐密性，当事人很难获得相关的证据，甚至冒侵犯隐私权的风险。即使获得了证据，也因其来源渠道问题，难以为法院所认定；二是损害赔偿在法律上没有统一的标准，操作难。当事人请求赔偿的数额相差很大，法院判决又无具体的依据标准，法官的理解不一致，导致在实践中，有些地方法院判决最高数额只有5000元，而且判陪的差别也大。以致有些学者认为，这一制度在实践中并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与中国国情不符，建议将此制度从婚姻法中删除；三是只规定了无过错方才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提高了请求的标准，有重大过失的一方并无权提起损害赔偿制度。“无过错方”如何界定？实践中难以操作，同时在婚姻关系中，没有绝对的无过错方。四是女方实施《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是否还应当适用“照顾女方”原则？这二者之间又如何协调？五、没有明确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是一项实体权利，不仅适用于离婚诉讼，也适用于登记离婚。由此可知，这种设计过于简单的制度，不仅不能满足无过错方权利损害的补偿，也不能起到民事责任应有的制裁功能。
如果无过错方并非由于对方因《婚姻法》第46条的规定导致离婚的，如经济严格限制（例如掌握完全经济控制权的一方在出差时，每天只给对方一元钱的生活费）使对方丧失独立的人格，不得不提出离婚请求，是否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呢？我国无相关的法律规定。而在日本的判例中是承认精神损害赔偿即离婚抚慰金的，是明治41年3月26日的日本大审法院的判决，即在妻子由于不堪丈夫的虐待、侮辱而提起离婚并请求抚慰金赔偿的案件中，大审法院作了如下判决，即“遭受虐待、侮辱者，除以该虐待、侮辱为原因而请求离婚之外，在由于该原因而蒙受痛苦的情况下，当然能够以此为原因，请求抚慰金，这是毫无疑问的”。日本称之为离婚原因抚慰金，它与离婚本身产生的精神损害赔偿是不同的。
4、关于经济帮助原则
新《婚姻法》第42条规定：“离婚时，如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的帮助。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即经济帮助原则。婚姻法虽然规定了对离婚时处于劣势的一方帮助适用男女双方，但实质意义上在于保护妇女的离婚权利。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男女的经济能力事实上仍存在很大的差距，离婚时，妇女不但在经济上处于劣势，而且在传统文化上和习俗上遭遇特有的困难，导致她们在生活上处于边缘化境地。这一原则是保护妇女合法权益原则在离婚制度上的体现，充分 显示了法律的扶助弱势的人道主义精神。 但这一原则纯属于道德义务，并非基于夫妻间人身关系抚养义务的延伸，它缺乏强制性，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实施，以致这一规定的执行完全取决于当事人的“善心”、“良心”或“恩赐”；其次，经济帮助的实现是有条件的，即在离婚时，一方遇有生活困难，但何谓“生活困难”？我国规定是绝对困难，没有考虑婚前婚后生活对比的相对困难；另外，经济帮助具有暂时性和单一性，并非在离婚后任何时候出现经济困难都可以提出，只能在离婚时请求，并且这种帮助一般是一次性的，对离婚后经济困难的一方的经济帮助缺乏有效的保障。
这一制度局限于离婚时当事人的客观情况，缺乏前瞻性，缺少对未来双方可能所得财产的考量。随着我国离婚率达逐年提高，妇女虽然享有平等的离婚权，但并不能掩盖已离婚妇女在离婚后经济上所面临的困境。据美国学者魏兹曼的调查发现，离婚后一年中，男性的生活水平提高了42％，女性的生活水平下降了73％，她认为，法国根据男女平等这一原则错误的妇女在离婚后有能力和其前夫获得同样多的经济收入，其结果是剥夺了老年家庭主妇及有低龄子女的妇女在婚姻中应享有的权利。 英国法院在离婚财产分割时，一定会考虑当事人所有的财产，即财产不仅包括当事人现在的财产，而且包括将来可得到财产。同时，采取离婚附属的救济措施，对离婚当事人一方生活水平的下降、患病或抚养子女等，另一方予以救济。 而在社会保障制度非常不健全的我国，大多数妇女在离婚后得不到法律的特殊保护，她们的经济实力和生活水平与婚姻存续期间相比反而显著下降。据统计，我国上海的离婚率从1980年的0.3％到2000年的2.0％，增长了近7倍。“据2002年对上海市离婚女子入户问卷调查显示（实际使用1361个样本）：从目前的情况看，离异就业的仅占34.6％，既明显低于初婚者53.6％，也明显低于丧偶者43.5％，而自述下岗、待业、生病、离退休后无业的离异者达 31.9％，……其中女性从事非正规职业就业或目前无业的明显高于男性。”同时，离婚后低龄子女一般随母亲生活，离婚母亲不得不要照顾子女，又要做好工作，职业家庭双肩挑，困难重重。离婚使当事人面临经济和情绪等方面的压力，而且殃及孩子。尤其在中国，离婚和单亲至今仍被贴上负标签，加上经济转型时期资源的重新分配明显向年轻人、高学历、体质强壮者及男性倾斜。承载亲职重负和社会世俗压力的离婚女性在生活中的弱势地位更加突现。
（三）离婚案件中具体财产的分割方法
离婚案件中具体财产的分割方法是对各种具体的夫妻共同财产怎样分割的办法。对于这些具体的分割方法,根据我国的司法解释,本文主要就以下几种情况探讨:
1. 关于房屋的分割。
房屋一般情况下在离婚时是最有价值的财产,有关离婚案件中的住房问题,一直是审判实践中比较突出且比较棘手的问题。它不仅涉及双方当事人的切身利益,还涉及到家庭其他成员,以及房屋产权等诸多因素。因而,解决好离婚后的住房问题,是保障离婚自由,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需要。解决离婚后的住房问题应遵循以下原则:(1)保障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2)保护房屋产权;(3)优先照顾抚养子女、残疾或生活困难的一方;(4)坚持调解和协商一致的原则；(5)照顾无过错一方。
结合有关司法解释和审判实践经验,在处理住房时,应注意以下几点:(1)一方婚前个人所有的房屋,由夫或妻个人所有;(2)对不宜分割使用的夫妻共有的房屋,应根据双方住房情况和照顾抚养子女方或无过错方等原则分给一方所有;(3)对双方居住房为一方婚前个人财产或婚后约定为一方所有的房屋,离婚时仍判归该方所有。(4)对已经房改的公房房产的认定。夫妻一方或双方以市场价或成本价购买商品住房,该住房产权属全部产权,分割财产时可以就该产权按照婚姻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在分割部分产权的住房时,应该明确个人和国家在全部产权中的比例,先析出个人产权部分,然后才进行分割。
2. 离婚案件涉及夫妻生产、经营性财产的分割问题。
夫妻双方生产、经营性财产，是指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或一方作为出资人，以夫妻共同财产投资于生产、经营活动所产生的一切有价值的有形资产和各种权益。它包括以夫妻共同财产投资经营独资企业、合伙企业、有限责任公司、承包企业以及挂靠企业等所形成的各种有形和无形资产，如货币、实物（如房产、汽车）、土地使用权、知识产权、非专利技术、商业信誉或者其他财产权利等。
在离婚案件中对涉及夫妻生产、经营性财产分割时，首先，要分清财产性质。由于夫妻生产、经营性财产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分清上述财产的性质，便成为准确分割夫妻生产、经营性财产的首要前提。确定上述财产性质时，应以工商注册登记资料为基础，参照各相关法律、法规，同时审查企业的资金来源、实际经济结构形式和运行机制，查明夫妻双方在企业中所发挥的作用、影响程度，以及夫妻双方在共同经营性财产中所占的真实份额。其次，坚持婚姻法与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等相关法律的协调与统一。对夫妻上述生产、经营性财产的分割，不同于以往对简单的生活、消费资料的分割，它涉及到不同的法律调整领域，涉及到与其他法律、法规的相互协调问题，尤其是与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等的协调。如果在分割时与上述法律、法规相矛盾，就会错判。最后，要注意维持企业完整性，不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总额。
分割夫妻生产、经营性财产时，既要保护离婚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要维护企业的生产发展。无论是何种形式的企业，在分割其所包含的夫妻共同财产时，都将直接或间接影响企业的稳定、持续及与相关当事人（第三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应当采取审慎的态度，以尽量不影响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不破坏企业财产的完整性为原则。同时，企业的注册资本是企业承担民事责任的基础在分割夫妻生产、经营性财产时，要确保持股配偶一方所在公司、企业的注册资本不发生变化。既要公平、合理地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又要切实维护公司的整体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