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司法解释全文仅有四条，其中第一条毫无争议，如果债务文件经由夫妻双方签署确认，或有证据证明系夫妻双方合意共同负债，该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无疑。需要着重讨论的，是无证据证明双方合意举债的情况下，如何判断个人债务和夫妻共同债务的分界。
新司法解释的亮点之一，在于变更了“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标准。具体来说，将上述问题的认定标准，从“以时间认定”变更为“以用途认定”。
说到“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标准，我国1981年《婚姻法》第三十二条中规定：“男女一方单独所负债务，由本人偿还。”彼时的认定标准，是“以负债主体认定”——谁在债务文件上签的字，就是谁的个人债务；除非共同签字，才算夫妻共同债务。后来，出现太多“假离婚，真逃债”的情况，该标准随着2001年新《婚姻法》的颁布而动摇，并在2004年，被《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以下简称“24条”）彻底废止。根据24条的规定，认定标准变成了“以时间认定”——只要发生在婚内的债务，就是共同债务。此次出台的新司法解释，则将认定标准变更为“以用途认定”——用于家庭日常生活的，才算夫妻共同债务，否则就是个人债务，除非有相反证据证明。
有人可能会提出质疑，2014年最高法也曾有过专门批复，“如果举债人的配偶举证证明所借债务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则其不承担偿还责任”。说明“债务用途”早已纳入司法考量，今天的司法解释又有何新意呢？区别在于，原先是以债务发生时间为认定标准，以债务未用于共同生活为例外。而根据新的司法解释，是直接以债务用途作为认定标准了，债务发生的时间不再作为判断夫妻共同债务的充分条件。
这一点，在最高法民一庭负责人对新司法解释第四条的权威解读中也有体现：“这里所指的‘最高人民法院此前作出的相关司法解释与本解释相抵触的’内容，主要是指有关夫妻共同债务认定标准的其他司法解释内容，与本《解释》规定不一致的，今后不再适用。”
据此可以认为，备受争议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的核心内容，事实上已不再适用。
该司法解释的亮点之二，在于明确了各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在以“以用途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标准之下，究竟由谁来承担举证责任，是由配偶一方证明该款项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还是由债权人证明该债务为了债务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
笔者认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这个概念，既有社会普遍的共同认知，对于不同的人、不同的家庭又是不一样的。比如，前文案例所说的因经营行为产生的2亿元债务，无论放在什么样的生活水准上，显然都超出了日常生活需要的范畴；而假如说200块的欠条，我们也会没有争议的认为未超过日常生活所需。但是，假如债务是2万元，甚至20万元，可能对于有的家庭而言就是超出日常生活需要，对于有的家庭则未超出。
因此，就需要法官根据生活经验和双方的举证情况进行综合判断，换句话说，因为有社会普遍认知的客观存在，对于是否超过“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举证责任，并非必然落在哪一方，双方当事人都应对自己的主张进行举证。对于高于普通家庭日常生活水准的债务金额，如果债权人认为符合该案债务人的家庭日常生活水准，债权人应当举证；对于低于普通家庭日常生活水准的债务金额，如果配偶一方认为超过了自己家庭的日常生活水准，配偶一方也应举证。在此基础上，由法院综合判断债务是否超过该案债务人的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如没有超过，则视为夫妻共同债务由夫妻共同偿还。
一旦法院认定超过了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则需考察是否有证据证明存在“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情形。这时的举证责任就落在了债权人一边。比如，债务人一贯生活节俭，但借钱购房并登记在其配偶名下；再如，债务人以个人名义举债百万，和其妻子开办家庭经营的农家乐旅馆。如果债权人不能证明此类情形，就不得要求债务人的配偶共同承担清偿责任。
笔者认为，无论是认定标准的调整，举证责任的变化，实质都是司法者在债权人、债务人、债务人配偶之间进行利益平衡，解决法律优先保护谁的问题，反映的是价值观，没有绝对的对错，我们在为公司高管的遗孀背负两亿元巨债鸣不平的同时，也可以试想一下，假如对赌成功呢？假如是一场涉及两亿元股权增值的财产分割纠纷，配偶的利益边界又在哪里？夫妻共同债务问题是夫妻共同财产制的产物，随着财富的积累、生活方式的改变、个人主义的彰显，从我国近几十年的婚姻立法来看，夫妻共同财产制的内容是在不断变化的。
所以，笔者相信今天颁布的《夫妻共同债务司法解释》，也并非对此问题一锤定音。诚如最高法民一庭相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所言：“民法典分则正在加紧制定过程中，包括夫妻债务在内的夫妻财产制问题作为婚姻家庭编中的重要内容，必然也是立法高度关注和着力解决的问题。”今天的司法解释，用该负责人的话来说只是“查缺堵漏”；对未来的民法典对夫妻共同债务问题如何规定，值得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