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规定：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本节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公告送达。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也随之加速发展，特别是农民工进城逐年呈上升趋势，这对基层人民法院审理、执行案件带来了很多不便。但人民法院如何克服这个障碍，以顺利地审理、执行案件，公平、公正的对待当事人，那么正确的理解、适用“下落不明”，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一）“下落不明”是公告送达的前提和唯一条件
民诉法明确规定了各种送达方式，即直接送达、留置送达、委托送达、邮寄送达、转交送达，只有在上述方式均无法适用时，方可适用公告送达。实践中，宜谨慎适用公告送达，以防滥用，以保障被告的合法权益，因为公告送达的性质是一种推定送达。比如适用公告送达而缺席审判的离婚案件，被告信访、上访、上诉的不在少数。
（二）“下落不明”是被告在某一时段或诉讼节点期间“去向不明”，而不是必然的“失踪”。当然经过人民法院宣告失踪，则必然为“下落不明”。但离婚案件，一方下落不明，无需却要经过宣告失踪这个前置程序。
（三）被告“下落不明”的举证责任在于原告
如上所述，因为公告送达的性质决定了其送达方式的特殊性，因此法官必须严格审查原告所交的证据，以确定被告是否“下落不明”。不能只偏听原告的陈述，就采取公告送达，到头来或造成被告在家参加生产劳动（并未外出），法院登报公告送达诉状及开庭传票，后缺席审理并判决，而整个诉讼活动，被告却全然不知；进而信访，上访、上诉，甚至大闹法庭，形成法院被动、尴尬的局面。更不用说法院赔偿、处分法官，即使造成的恶劣影响，也实在难以挽回。实践中，原告应提交以下证据：1.被告所在单位或村委会、居委会的证明。以证明被告是否在家、何时外出、现居住状况等。2.被告的电话号码。3其他证人证言。
尽管证明被告“下落不明”的责任在于原告，但法院必须根据原告的申请调查被告的下落状况。比如离婚案件中法官到被告的娘家或家族调查了解被告当前行踪，告知他（她）回家参加诉讼。被调查的对象，按下列顺序优选：被告的父母、祖父母、兄弟姐妹、干部、邻居。亦可同时调查上述证人。根据法院调查情况，结合原告所举的证据，法官就可综合分析被告是否属于“下落不明”。
需要强调的是不管原告提供被告下落不明的证据与否，法院下乡调查被告的父母等证人的程序是不可缺少的。没有这个程序，法官就不能认定被告下落不明。
（四）“下落不明”必须在被告不知去向至少两年后才能认定。
有些离婚案件，丈夫年年外出打工，春节还回家，但过年发生纠纷产生矛盾；过年后丈夫又外出打工，走了才几个月，妻子就起诉与丈夫离婚，并称不知丈夫打工的地址及电话号码。显然是一种欺骗行为。不能认定被告下落不明。
（五）离婚案件中几种下落不明的情形
第一种：原告举出了被告所在单位、村委会、居委会的证明，但不知被告电话号码；经人民法院调查被告的父母也是一问三不知（大多数情况下明知但不告诉法官）。案子到了这种地步，法官也无法进行后面的审理程序，为克服这个障碍，保障原告的合法权益，人民法院就可认定被告的下落不明。
第二种：原告举出了被告所在单位、村委会、居委会的证明，并知道被告的电话号码；经法院调查被告的父母，也是一问三不知。这个情况，法官应及时与被告通电话，如电话能接通，则明确告知其回家应诉。然被告明确表示（或推诿）不回家参加诉讼，又不肯告诉详细的通讯地址（以便邮寄送达），此时能不能认定下落不明？笔者认为可以。因为被告拒绝诉讼致使案件无法审理，而让原告承担一定的后果（撤诉或驳回起诉），就损害了原告的权益，违背了公平原则。
第三种：原告不能提供被告所在单位或村委会、居委会的证明，也不知被告的电话号码，法官亦可根据当事人的申请调查被告的父母、单位领导、村主任等证人，以查明被告的下落，如仍然对被告信息一无所知，亦可认定被告下落不明。
第四种：原告不能提供被告所在单位或村委会、居委会的证明，也不知被告的电话号码，被告的父母或亡或傻，或也下落不明。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即使调查也无法获得被告的基本信息，所以不能草率认定被告下落不明。那么案件也就无法审理，可劝原告撤诉；如原告拒绝撤诉，可根据最高法院关于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的相关解释，按诉状列举的被告地址给被告邮寄送达诉状及开庭传票。如信件退回，或不退回而被告又未按传票的时间到庭，可驳回起诉。
第五种：被告的户口所在地、出生地为别省别县，与本地原告结婚，户口也没有迁移，结婚生活时间较短，被告就不知去向。此种情况，让原告提供证据确有困难；而法院调查，因路途遥远，浪费时间和资源，实属不易。这种情形怎么办？一般情况下，被告重新回到出生地的情形居多。人民法院可将案件移送被告出生地人民法院审理（根据民诉法管辖的规定）。
被告“下落不明”的案子急剧上升，“下落不明”的认定存在分歧，“下落不明”的情形错综复杂。让我们共同研讨，以抛砖引玉，降低法官在诉讼中承担的风险责任，努力减少瑕疵案件，打造精品案件。
